周四公布的美国至3月18日当周初请失业金人数录得19.1万人怎么炒股配资，低于市场预期19.7万人，前值为19.2万人。
美联储在2月初如期升息25基点，至4.50-4.75%，符合预期。美联储称通胀有所缓解，但仍处于高位，持续加息是适当的。美联储还将继续按计划缩减资产负债表，并将考虑累计紧缩政策的滞后效应。主席鲍威尔说，FOMC正在讨论再加息几次至限制性水平，之后就暂停，美联储并没有探索暂停加息之后再重新开始加息的可能性。他还说，政策制定者并不认为现在是暂停加息的时候，他和他的FOMC同事们做出的预测表明，今年降息是不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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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更容易成为自由职业者，性别差异的影响很大。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自由职业者的男女比例均呈上升趋势。其中，男性在1982年的比例是2.4％，到2002年增加到9.3％。而女性在1982年的比例为7.3％，到2002年增加到21.9％，增幅十分显著。其背后有非正式雇用与女性劳动是密切相关的这一现实。在非正式雇员中，女性的人数超过男性，2010年的非正式雇用人数约1756万，其中大约7成是女性，为1217万。女性的雇用人口中非正式雇员多，自2003年以来，超过50％的女性员工是非正式雇员，而男性在21世纪头10年仅为10％～20％。从非正式雇用人口的增幅来看，女性的增幅大于男性。自80年代之后的整个非正式雇用率的增幅，也是女性大于男性。自1989年到2010年，女性由36％增加到53.8％，增幅为17.8个百分点；而男性则由8.7％增加到18.9％，增幅为10.2个百分点。
从与学历的关系来看，女性的大学升学率低于男性。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期，女性上大学的人数增幅大于上短期大学，短期大学入学率开始下降。此时男性与女性在升学率上的差距有缩小的趋势，但是到21世纪头10年后半期，二者之间仍然有十几个百分点的差距，男性入学率接近60％，而女性入学率为40.5％。从2009年年龄在25～64岁的教育水平来看，日本大学毕业和研究生毕业人数所占比例，男性为34％，女性为15％，与DECD成员国相比，日本男性的教育水平在34个成员国中居首位，而日本女性则居于很低的位置，男女之间的差距最大。
很显然，即便同是年轻人，低学历者、出身于低收入家庭者以及女性更容易陷入不稳定状态。
如上所述，与男性相比，女性更有可能成为自由职业者。非正式雇用毫无例外就是女性劳动的问题。然而，人们常常有意无意地将自由职业者问题的主人公想象为“年轻的男性”。其中，其实蕴含着一种以旧有的男性正式雇用模式和家庭稳定为前提的对女性的歧视，认为“女性结婚后就稳定了，工作不稳定也不是什么问题”。
存在着一种以旧有的男性正式雇用模式和家庭稳定为前提的对女性的歧视：“女性结婚后就稳定了，工作不稳定也不是什么问题”
如上所述，自由职业者的定义中存在着一种性别非对称性，即“已结婚的女性，不算在自由职业者之内。男性则不问婚否”。已婚女性因为有丈夫这一生活来源，其非正式劳动的问题并没有引起关注。而单身女性的非正式劳动，从丈夫这一生活来源的不存在的角度，被当作一种婚姻问题看待，同样也没有引起关注。虽然女权主义和劳动论支持者一直对女性的非正式劳动有所论述，但其主题多是“兼职主妇问题”，即已婚“家庭主妇”在劳动力市场被作为二等公民对待的问题，并非单身妇女的问题。
栗田隆子为了呈现“没有被当作问题的问题”，提出了“女性自由职业者”这一概念。栗田指出，NHK纪录片《自由职业者漂流记》仅将镜头对准男性自由职业者，明明见到有身穿同样工作服的女性在同一工厂工作，却不予理会，纪录片中的女性仅作为“男性自由职业者的妻子”出现，参加非正式劳动的单身女性在社会结构中“被视为不存在”，这一点希望得到社会的关注。
如果缺少一种将其视作社会问题把握的框架，就不会有相应对策的出台，从而“女性自由职业者”的状况也无望改善。不仅如此，通过使全社会认识到问题的存在而共同开展斗争这一当事人之间的人际连接也很难实现。
因此，一直被排除在问题化框架之外的不仅仅是“女性自由职业者”。低学历者、出身低收入家庭者、退学者和不上学者这些群体，更容易被置于社会经济方面的不利位置，这在之前仅被当作从既有的社会系统的个体性脱落，一直没有被作为社会问题来看待，或者说，人们花费了很长时间才认识到这是一个全社会的问题。
总之，社会对这一系列变化的反应首先是“抨击年轻人”，认为导致变化的原因是年轻人的个人愿望和家教有问题。
从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生活不自立的年轻人”遭受妖魔化批评，用在他们身上的“寄生虫”和“宅人”等词语广泛传播。尤其是“啃老族”一词通过把问题归因于“这些年轻人不想工作”来强调“自我责任”，引发了在2005年前后对年轻人铺天盖地的批评。把年轻人的社会自立作为经济和雇用方面的社会问题来看待的视角，一直到2007、2008年在逐渐增加起来的有关“贫困”的讨论中才出现。
在此过程中，虽然“谁容易脱落”这一问题的社会性成因色彩浓厚，非常明显，但这一点一直没有被认识到，而是被当作“只有靠自己设法解决”和“自我责任”的问题。
在其他工业发达国家中也出现了上述情况。当把那些原本应该被看作“弱者”的人，视为人生的“失败者”时，他们不仅在经济方面，社会认同方面也受到了剥夺，这些人在社会中失去安身立命之所。这种状况在西欧被称为“社会性排除”，可以说，这种现象在日本也已经出现了。
日本街头
在日本颇具特征性的是，由于“日本是一个学校和企业获得异常成功的社会”这一种认知过于理所当然，因此日本将该问题定位为一项政策制度性课题的时间，大幅落后于其他国家。在西欧国家，当年轻人就业状况恶化时，失业补贴等年轻人社会保障费的支出就会出现大幅增长，政府不得不迅速采取应对措施。在日本，由于针对年轻人的国家保障体系本来就很薄弱，因此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问题没有严重到西欧国家那样的程度，即没有在短时间内呈现为一个财政难题。
此外，虽然日本式的“成员资格主义”开始动摇，但还一直存在。由于正式雇用的减少和非正式雇用的增加，成员资格的适用范围缩小了。然而，雇用保障只针对正式雇用，而对非正式雇用则当作调节阀，用完即弃，从这一点来说，按照成员资格给予雇工不同的待遇这一方式从来没有动摇过。成为正式雇用的主要渠道依然限于录用学校应届毕业生。从非正式雇用向正式雇用转变身份的通道被堵死，二者之间的差距依然很大。
